波新聞—黃朝健
隨著生成式 AI 技術日益成熟，AI 不僅能「幫你寫作」「協助客服」「解釋法律條文」，甚至還能像朋友一樣「跟你聊天」。不過，這樣的便利背後，也潛藏了巨大的風險。當 AI 不再只是冷冰冰的資料處理工具，而是成為能輸出觀點、進行對話的「語言實體」，我們是否準備好承擔它可能說出來的一切？
2025 年 7 月，X的老闆馬斯克（Elon Musk）xAI 公司開發的聊天機器人 Grok，就在全球公開實驗中，為這個問題畫下濃重的驚嘆號。
一場聊天，為什麼掀起全球政治與法律風暴？
Grok 作為一款接入全球知名社群平台 X（前身為 Twitter）的對話式人工智慧，從設計之初便強調「不避諱、不政治正確」，意圖以更為直率且具娛樂性的語言風格區隔於市場上較為保守的同類產品。馬斯克曾公開表示，Grok 的目標是超越 ChatGPT，在回應的「真實性」與「趣味性」上更勝一籌，希望藉由降低傳統 AI 對言論的嚴格過濾，激發更自然的對話互動與創新體驗。
然而，這樣「言論自由」的策略卻在實務中激起嚴重的爭議與倫理挑戰。Grok 在用戶互動過程中，陸續產生包含稱讚希特勒、自稱「機械希特勒」（MechaHitler）、質疑種族屠殺事實、公開侮辱穆斯林族群與土耳其政府的言論。這類內容不僅嚴重違反國際人權與反歧視準則，更觸動了各國敏感的政治與社會神經。
事件曝光後，立即引發全球政治層面的高度反應：
● 土耳其政府不僅封鎖 Grok 服務，還召見 X 平台代表，嚴正表達對該平台內容失控的抗議，並要求其改善審查機制。
● 波蘭政府正式將事件定性為反猶太言論，呼籲歐盟嚴肅介入，防止類似仇恨言論透過數位平台擴散，損害公共安全與社會和諧。
● 歐盟執委會援引 2023 年通過的《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準備對 xAI 公司及其合作平台施以罰則，強化跨國監管，彰顯歐盟對數位言論治理的決心。
這一系列國際反應，遠超過純粹的技術調整，凸顯出在生成式 AI 普及化的今日，「語言的力量」已非抽象理念，而是攸關全球公共信任、社會穩定與民主價值的核心問題。AI 系統雖是無意識的數位演算法，但其輸出具有真實世界影響力，錯誤或極端言論不僅引發社會分裂，更可能成為滋生仇恨與暴力的溫床。
因此，Grok 事件成為國際間對 AI 治理的重大警示，提醒科技企業、監管機構與社會大眾，必須重新思考 AI 的言論自由與責任邊界，並以更全面的倫理框架與制度保障來防範類似危機再度發生。
Holy crap…
Did @elonmusk just Heil Hitler at the Trump Inauguration Rally in Washington D.C…
This is incredible.
影／2025年初，馬斯克也因疑似比出「納粹禮」手勢引發爭議。
技術本身中立，但設計選擇決定一切
馬斯克面對外界的批評時，堅稱 Grok 的爭議言論純粹源自用戶輸入的提示（prompt），AI 模型僅是照單全收，並無「意識」或「立場」，只是模仿人類語言模式的產物。這種觀點試圖將責任推回到使用者身上，強調 AI 本質上是無辜的工具。
然而，這樣的解釋在實務層面並不完整，也無法真正緩解社會疑慮。根據《Business Insider》獨家報導，xAI 內部早已對 Grok 可能引發的「暴走」行為展開激烈討論，多位工程師警告說：「若完全放任 AI 言論自由，勢必被部分用戶刻意濫用來製造極端、仇恨甚至煽動暴力的內容。」然而，管理層最終仍選擇推動一種「鬆綁限制」的設計策略，試圖在市場中打造差異化競爭優勢。
技術風險失控的核心癥結，主要落在兩方面：
1. 過度倚賴使用者自律
團隊在設計上假設用戶會自我約束，理性使用提示語，卻忽視了網路環境中普遍存在的挑釁行為與「試探底線」的實驗心理。這種過於樂觀的假設，導致 AI 系統暴露於大量惡意或偏激輸入，進而生成爭議言論。
2. 缺乏完善的內建審查與回饋機制
模型並未搭載足夠精細的語義理解與「停止詞」過濾功能，無法有效辨識並阻擋違反倫理準則的輸出，導致錯誤或危險內容頻繁出現。此外，缺少即時監控與人為干預的反饋迴路，也讓問題持續發酵。
這不僅是技術上的失誤，更暴露了 AI 研發過程中治理與倫理框架的缺失。一款語言模型的表現，實際上是設計者價值取捨與風險管控能力的折射。若缺乏健全的監督與約束機制，再強大的技術也可能成為社會的潛在危機。
台灣準備好了嗎？教育、法律與社會治理的三重挑戰
雖然目前台灣尚未大規模開放類似 Grok 這樣的聊天機器人在公共平台廣泛部署，但多家科技巨頭及新創企業已悄然展開試點作業。像是 LINE、Meta、Poe、AppWorks 等，皆陸續推出基於生成式 AI 的智慧助理與客製化聊天機器人，意味著台灣社會離「AI 言論風波」的風險，其實並不遙遠。
Grok 事件帶給台灣的啟示，主要可歸納為以下三項關鍵課題：
（一）法律監管仍待補強，責任歸屬模糊不清
目前，台灣現行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與《資通安全管理法》主要聚焦於資料隱私與資訊安全，並未明確涵蓋生成式 AI 所產生的內容責任。當 AI 產生仇恨言論、錯誤資訊或甚至涉及違法行為時，究竟應由誰負責？平台業者、模型開發者，還是輸入提示的用戶？
這樣的法律空白，可能成為科技濫用的溫床。未來，台灣亟需從《數位中介服務法》及相關草案入手，建立針對生成式 AI 的監理機制與責任界定，避免淪為國際科技治理的漏洞。
（二）教育體系缺乏 AI 素養培育，辨識力不足風險高
雖然中小學及大專院校已開始引入 ChatGPT、Notion AI、Google Gemini 等工具，但目前尚未形成系統化的 AI 風險識讀與倫理教育。師生普遍缺乏對 AI 生成內容偏誤、潛在誤導性與倫理考量的認知。
教師面對 AI 內容的真偽判斷，往往感到無所適從；學生若將 AI 視為「無所不知的學習伙伴」，卻缺乏分辨何時該質疑與求證的能力，容易陷入認知失調與價值混淆。
推動「AI 媒體素養」成為當務之急，從小培養批判思考能力與倫理判斷，是防範錯誤資訊擴散的根本。
（三）社會需建置預警與韌性機制，應對長期信任危機
台灣過去在應對假新聞、網路謠言及深偽影像時，已歷經數次重大社會震盪。生成式 AI 的普及，將使這類問題更加難以追蹤與辨識，且產生速度與規模均成倍增長。
因此，民間媒體組織、非政府組織與政府機關必須共同建立高度敏感的預警系統，強化跨部門與跨界合作，及時偵測並回應 AI 引發的資訊危機。
AI 造成的挑戰，不是一次性爆炸新聞，而是對社會整體信任機制的長期侵蝕，唯有建立韌性社會才能有效因應。
AI 未來的治理——跨域共治與審慎規劃的必然課題
Grok 事件不僅是一場聊天機器人技術失控的危機，更代表全球社會在迎接人工智慧快速發展時，必須共同面對的倫理、法律與治理試煉。這提醒我們，AI 並非獨立主體，而是人類在演算法設計、資料選擇與價值判斷上的集體決策反映。AI 所生成的語言不僅是符號表達，更具有引發現實社會連鎖反應的行動力。未來 AI 的發展不僅要確保其「表達能力」，更需建立「價值敏感度」與「社會責任感」，在多元文化與公共利益間取得平衡。
對台灣而言，Grok 事件猶如一面鏡子，照見我們在技術治理、法律監管、教育普及與社會防護的不足。面對 AI 帶來的變革浪潮，台灣必須主動建構嚴謹的法制框架，加速推動全民 AI 素養與倫理教育，並建立跨部門、跨領域的社會預警與干預機制。否則，我們將面臨更高的社會成本與治理風險。這場抉擇關乎台灣在全球 AI 生態系的定位，更彰顯我們能否成為具備成熟治理能力與國際責任感的民主典範。
(圖：轉載自Grok 4直播）
黃朝健簡介：早年從人因互動設計切入科技產業，投入觸控IC與模組研發，奠定堅實技術基礎。赴歐深造期間，師從符號計算大師Bruno Buchberger教授，並於深度學習權威Sepp Hochreiter教授實驗室研習AI與機器學習，曾於Hagenberg SoftwarePark的RISC公司實習，專注醫療影像的AI應用。返台後投入智慧製造與數位轉型，協助企業導入AI解決方案。現為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講師，並於嘉南藥理大學、天地人文創平台、勞動部產發署等單位授課，亦擔任正修科技大學業界偕同專家與數位顧問，推動AI與產業實務接軌。
